王思婕 || 德國數字人文教育的啟示
引 言
數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早期被稱為人文計算（Humanities Computing），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1949年。當時，意大利耶穌會的羅伯托·布薩（Roberto Busa）修士和IBM公司合作，基於托馬斯·阿奎那的著作，使用計算機進行語言和文字分析，完成了《托馬斯著作索引》。80年代以來，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數字人文在歐美國家與高校圖書館緊密結合，90年代開始逐漸進入大學課堂。近年來，歐美綜合性大學相繼建立數字人文中心，以“項目制”的形式，促進信息技術和人文社會科學的融合，開設數字人文專業的高校也逐年增加。2019年，數字人文聯盟組織（ADHO）在荷蘭舉辦“數字人文年會”，會議開設的兩個工作坊都對數字人文教育進行了討論。會議共接收教育為主題的論文15篇，佔到總論文數的5.8%。2020年7月，愛爾蘭科克大學在國內視頻網站嗶哩嗶哩（BiliBili）上直播了一門“數字人文導論”的課程，最高同時觀看人數高達三千多。一方面，數字人文教育越來越受到各國學者的重視；另一方面，目前我國數字人文相關課程的缺口較大。數字人文領域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前赴後繼的年輕學生加入其中，所以教學實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自2015年以來我國數字人文領域進入快速發展的階段。CNKI中國知網收錄的數字人文主題文獻數量自該年起以指數增長，同時湧現了一批以敦煌研究院“數字敦煌”和上海圖書館家譜知識庫為代表的數據開放平台。然而在數字人文教學領域，我國才剛剛起步。2016年，南京大學歷史學院開設了一門面向本科生的“數字工具與世界史研究”課程，這是內地高校首次嘗試將數字人文引入大學課堂。2019年，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和人文北京研究中心聯合開設數字人文榮譽研究輔修學位。2020年，中國人民大學在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一級學科下，開設了國內首個數字人文碩士專業。
回顧我國高校數字人文的發展，自武漢大學2011年開設我國首個數字人文中心以來，各高校從建立數字人文中心、主持數字人文項目，到召開國際國內研討會、創辦數字人文雜誌，數字人文逐漸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如今數字人文正在進入高校課堂，未來也將逐步形成科學、系統的數字人文人才培養體系。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數字人文教育也越來越引起國內學者的關注。王濤以自身本科教育實踐著手，探討數字人文課程開設的價值和困境；朱令俊以倫敦國王學院作為個案，分析其課程設置和教育資源建設；祁天嬌通過對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案例研究，窺探跨學科教育整合機制和實踐平台。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本文以數字人文位居全球前列的德國著手，以其整體的高校數字人文教育發展為對象，採用文獻分析，網站調研，比較研究，採訪調研等方法對德國高校數字人文教育開展情況加以梳理和總結，以期為我國數字人文教育的未來發展帶來啟示。
早在1970年6月，德國亞琛工業大學就召開了第一屆 “文獻與數據處理” 國際研討會。來自6個國家不同學科約100名自然科學家、數學家、工程師和人文學者齊聚一堂，討論現代電子數據和信息處理對人文學科的意義。1998年，特里爾大學創建了德國第一個數字人文中心。當時，隨著“人文計算”的發展，歐洲其他一些國家已經建立了數字人文中心，如英國的牛津大學和格拉斯哥大學、荷蘭的萊頓大學、意大利的比薩大學以及法國的南希大學。儘管起步時間上在歐洲範圍內並不領先，但德國的數字人文領域在之後發展迅猛，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大型數字人文項目“D-Grid”。該項目是TextGrid下唯一應用於人文科學的子項目，2006年由哥廷根國家與大學圖書館、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曼海姆德國語言中心、特里爾大學、沃爾姆斯應用技術大學以及維爾茨堡大學六家單位和兩家商業公司合作開發，旨在創建數字化的研究環境和基礎設施，為人文學者提供處理各種數字化的跨學科研究工具。該項目至今仍在延續，馬克思·普朗克歷史科學研究所和柏林工業大學後續也加入其中。
相關論文方面，高瑾等對CHum、LLC/DSH、DHQ等3種期刊中1966—2017年所有被引用的作者進行分析，結果顯示被引用量排名前3,000的作者所在國中，德國名列第三，僅次於美國和英國。2019年在荷蘭舉辦的“數字人文年會”共收到來自38個國家的379篇論文，其中德國獨立發文52篇，合作發文23篇，以75篇的數量位居第一，美國69篇緊隨其後。
經歷了主要在語言學領域進行數字人文研究的第一階段之後，數字人文的研究方法深化到德國更多的人文和社會科學學科之中。其體系也逐漸穩固，創設了一些數字人文教席；第一批學生從新開設的數字人文課程中畢業；基礎性的項目也告別了探索階段，進入到更深化的研究領域。近年來，德國數字人文研究也開始與公眾科學（Citizen Science）結合，支持“生而數字（born-digital）”出版物的開發。
德國目前共有23所大學開設數字人文課程，分為證書課程，選修模塊/輔修，碩士學位課程和本科學位課程5種類型，包括紐倫堡大學、哥廷根大學、慕尼黑大學以及科隆大學在內的8所高校，都至少提供兩種類型的課程。
大部分德國高校的學位課程最終是授予文科學位，僅有萊比錫大學、班貝格大學和特里爾大學，學生畢業時取得理科學位。授予學位的不同，也反映了學科設置和教學內容側重點的不同。以帕紹大學“歷史科學（Historical Sciences）”專業的碩士課程為例，該專業於2019年夏季學期在人文學院（Faculty of Philosophy）開設，是德國第一個明確規定教學重點為“數字史學”方向的碩士課程。此前德國數字人文碩士課程的“人文”部分往往是在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專業中自由選擇具體的課程方向，例如文學研究、語言學、音樂學、歷史研究、媒體研究、藝術史等，不會固定為某個具體的專業方向。和帕紹大學類似，紐倫堡大學的“數字人文與社會科學（Digital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專業，伍珀塔爾大學的“編輯與文獻科學（Editions-und Dokumentwissenschaft）”專業同樣是在“人文”部分設置較為細化且固定授課方向的數字人文課程。
相較之下，萊比錫大學的“數字人文”碩士課程區別明顯，該專業由信息學院開設，授予的是理科學位。與帕紹大學 “歷史科學” 專業中人文科學相關學分佔到總學分的50%比重所不同的是，萊比錫大學 “數字人文” 專業中人文的部分僅佔33%，但計算機科學的學分卻達到了50%，遠遠高於帕紹大學的16.7%。從計算機科學部分的授課內容來看，帕紹大學“歷史科學”專業的相關課程全部是圍繞歷史學展開的，例如遙讀、文本挖掘和自然語言處理 （NLP）以及計算機輔助歷史研究的定量分析等，目的是讓歷史專業的學生獲得用計算機分析數據的方法，並且針對該專業的學生提供了一些實操性項目，“數字”真正融入於傳統的人文學科之中，拓展了文科學生的研究方法；而萊比錫大學的“數字人文”專業僅有數字古典語言學和語言學兩門圍繞人文學科的計算機課程，其它的諸如建模、編程、邏輯和算法等課程，與傳統的計算機專業無異。從課程結構來看，只是讓計算機專業的學生輔修了一定學分的文科課程，本質上仍舊是計算機專業，“數字”與“人文”是以“拼盤”的形式呈現在學科設置中。
非學歷課程方面，有5所大學提供數字人文證書課程。以慕尼黑大學為例，數字人文證書課程專門為歷史及藝術科學系（Fakultät für Geschichts- und Kunstwissenschaften）的學生開設，所有本碩博的學生都可以提交申請。學生經過4個學期的學習，修滿24學分並通過結業考試方可獲得證書。該課程提供了一些較為基礎且應用型較強的計算機科學類課程，如數據庫、Python、統計學和網絡技術等，並配套一些練習和實踐的機會。
數字人文的工作坊（workshop），學術討論會（colloquium）也是德國高校數字人文的重要教學形式。一些學校儘管沒有開設數字人文的常規課程，但已經成立數字人文中心，常常會以數字人文中心為主辦單位舉辦這類教學活動，例如柏林洪堡大學2020年夏季學期開展為期八周的數字史學研討課，除本校老師外，來自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的學者也參與授課。課程中有兩周時間是學生分享自己如何運用數字人文的方法完成碩士論文的經驗。
數字人文專業的師資對數字人文的長遠發展也至關重要，是數字人文體系化建設的重要組成，標誌著數字人文走向專業化。科隆大學、維爾茨堡大學、特里爾大學、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帕紹大學、萊比錫大學、哥廷根大學以及斯圖加特大學這8所大學，已經擁有專業的數字人文師資和獨立的數字人文教席。以維爾茨堡大學的數字人文專業為例，由9位本教席的老師，5位兼職老師，以及4位分別來自古典語言學、法蘭克國家歷史、德語語言學、古希臘羅馬史教席的老師共同為該專業的學生進行授課。
德國各高校在學科相關基礎建設方面有著不同的觀點。哥廷根大學強調教學，認為獨立的數字人文教席對於學科發展至關重要；科隆大學認為數字人文基礎設施需要機構化，制度化，並形成獨立的圖書館和數據中心；特里爾大學則認為跨區域的合作是未來工作的核心，所以建立數據分享與應用平台應放在首位。
德語區數字人文協會成立於2013年，截止到2020年4月共有來自瑞士、奧地利和德國的410位成員。從2014年開始，德語區數字人文年會每年都會由該協會主辦，並由德語區內的一所高校承辦。承辦數字人文年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校對該領域發展的重視。數字人文領域的學術會議為專家學者提供了不同的意見與看法相互交流的平台，也創造了學術討論和批評的開放空間。數字人文尚屬新興學科，大型相關會議的舉辦對承辦校高校的學科發展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從2014年開始, 帕紹大學、萊比錫大學、科隆大學、法蘭克福大學和帕特伯恩大學都曾陸續舉辦過德語區數字人文年會，波茨坦大學和波茨坦應用技術大學也將在2021年聯合舉辦這一年會。上述高校中，僅有法蘭克福大學沒有開設數字人文課程。儘管沒有開設課程，但在科研領域，它與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及法蘭克福的歌德博物館，三方共建黑森州數字人文共享項目Loewe。除德語區數字人文年會外，圖賓根大學和漢堡大學承辦過世界最大的國際數字人文交流平台——數字人文組織聯盟（ADHO）的年會。
國際數字人文聯盟網絡（centerNet）是面向數字人文研究與協作的國際性科研組織，由美國馬里蘭大學在2007年創建，已有兩百多家學術機構加入。centerNet強調為各孤立的數字人文項目提供一個共享和教育的平台。我國目前有武漢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和台灣大學三家高校數字人文中心加入其中。在centerNet上德國共註册有10個數字人文中心，是德國學術機構積極開展國際合作與對話的重要平台。除德國研究協會（DFG）和DARIAH-DE外，7所大學名列其中，分別是柏林洪堡大學、哥廷根大學、漢堡大學、科隆大學、維爾茨堡大學、比勒菲爾德大學和特里爾大學。其中科隆大學的兩個下屬單位數字人文科隆中心（CCeH）、歷史和文化信息處理中心（HKI）都進行了註冊。這七所大學中的四所都至少開設了兩類數字人文課程，另三所則依託數字人文中心舉辦學術研討會和工作坊活動。
此外，筆者通過對2015年2月至2020年10月間Springer Link中數字人文類的德語文章和德國數字人文雜誌（ZfdG）上發表的所有文章進行統計，除去瑞士、奧地利等國學者的論文，共70所德國高校和科研院所總計發表209篇文章。維爾茨堡大學、斯圖加特大學、波恩大學、紐倫堡大學、哥廷根大學、柏林洪堡大學和科隆大學等高校排名靠前，同時以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伊爾梅瑙工業大學和凱澤斯勞滕工業大學為代表的一些理工類大學在發文量上也表現不俗。
將開設數字人文課程，承辦數字人文年會，在centerNet上註冊數字人文中心以及數字人文方向論文發表數位於前10名看作四項評價指標的話，共有19所大學至少滿足兩項指標，反映了這些大學在數字人文領域的積極發展與探索。從這些高校的地理分布情況可以看出德國大部分聯邦州中都有在數字人文領域較為活躍的大學，並且德國的數字人文發展也沒有只集中在個別高校。但必須承認的是，德國東部地區受限於自身教育資源和高校規模，在數字人文領域稍顯薄弱，開設課程的高校較少，其研究陣地主要集中在柏林和萊比錫，尤其是位於東北部與波蘭接壤的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目前沒有大學參與數字人文的學科建設。
相較之下，巴伐利亞州、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黑森州和巴登─符騰堡州這四個高等教育發達的聯邦州已經展現出一定的學科發展優勢，尤其巴伐利亞州有5所大學都在數字人文領域具有雄厚的實力。此外，帕紹大學、美因茨應用技術大學、帕特伯恩大學、比勒菲爾德大學等20世紀後半葉建校的年輕大學，也積極參與數字人文的學科建設，開設了極具特色的數字人文課程。伍珀塔爾大學、埃爾福特大學、希爾德斯海姆大學等一批德國“小而精”的大學也加入了這一輪的新興學科建設中。綜合類大學具有天然和廣闊的跨學科平台，是德國數字人文發展的主要力量。數字人文學科體系最為完整的科隆大學、哥廷根大學、維爾茨堡大學等都是有數百年建校歷史的德國傳統名校，在這些學校中，數字人文課程由專門的數字人文教席授課，有完善的學科設置以整合校內外各類資源。值得注意的是，康斯坦茨大學、海德堡大學等一些德國“精英大學”，在數字人文研究和學科建設上並沒有處於領先的地位。
總體而言，在數字人文領域德國高校的發展是較為均衡的。這很大程度上與德國的大學體系有關，相比與英美體系大學的精英教育模式，德國的各個大學在資源分配上更為平均。由於數字人文兼具“數字”和“人文”兩個維度，所以在德國，除了綜合類和文科類的大學，以往在人文學科上並不出眾的工業大學，甚至是應用技術大學也參與到數字人文領域。一些高校在數字人文中心得到一定發展的前提下，開設了數字人文課程；也有些高校雖然還未建立數字人文中心，也進行了數字人文課程的嘗試，從而促進了數字人文研究的發展。
儘管數字人文在德國學界仍具爭議，比如《法蘭克福匯報》在2018年曾用兩個版面對數字人文進行討論，其中不乏對數字人文的懷疑和對人文科學傳統的捍衛。而數字人文項目時間長，成本高，其結論又很少在社會系統中被直接運用的特性也不可避免地被一些德國學者詬病。其實，數字人文這個概念的無法精確定義性，正恰恰反映了數字人文發起的學科交叉原動力。伴隨著更加開放的來源獲取，人文學科局限性的突破，數字人文研究所帶來的“精確人文科學”被更多德國人文學者視作未來的方向，他們認為即使面對非議，也應該繼續推進數字人文研究。也正因如此，無論官方還是社會，都對德國高校數字人文教學及研究給予了巨大支持。
從歐盟層面來看，數字人文在德國得到兩個項目的支持。第一個是“DARIAH-DE”，該項目屬於歐盟“DARIAH”項目中的德國子項目。“DARIAH（人文及文科學科數字化研究基礎建設）”旨在研究和教學領域上支持人文與文化學者用數字化的資源方法解決問題。該協會建立數字化的研究基礎設施，為數字人文教育提供資源。“DARIAH-DE”目前有16個合作機構，機構間交流合作廣泛。而2008年啟動的“CLARIN（常見語言資源和技術基礎設施）”項目，致力於建立跨越歐洲各國邊界和打破語言障礙的研究資源共享平台，促進歐盟各成員國在研究領域內的合作。該項目計劃建立一個將歐洲多所大學、圖書館和其他公共組織聯繫在一起的數據庫，“CLARIN-D”為其在德國的子項目。“CLARIN-D”和“DARIAH-DE”兩所機構自2019年起，共同構建基礎建設德國項目“CLARIAH-DE”。
從德國層面上看，德國研究協會（DFG）及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BMBF）在國家層面對數字人文領域進行資助。各州政府對州內高校也在數字人文領域給予支持，比如黑森州對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的資助以及巴伐利亞州對於帕紹大學的資助。可以說德國高校的數字人文發展得到歐盟、德國和各州政府的三方助力。以2011年成立的哥廷根大學數字人文中心（GCDH）為例，GCDH在開展“eTRAP28 （電子文本重用項目）”時，首先獲得了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BMBF）資助，並且由於GCDH是“CENDARI（協作式歐洲數字檔案基礎設施）”的成員之一，也獲得歐盟“DARIAH-DE”項目資助。
比較具有德國特色的是基金會對於高校數字人文的扶持。基金會在德國社會中具有重要地位，高校和研究所常常受到基金會的資助。例如作為德國東部地區首個開設數字人文專業的大學，萊比錫大學受到亞歷山大·洪堡基金會的資助；弗里茨·蒂森基金會則資助了海德堡大學主辦的數字史學會議。
由於聯邦制的特點及受到州層面的大力支持，德國高校的數字人文研究呈現一定地域性的特點，地區範圍內的學術資源高度集中。慕尼黑數字人文中心（DHMUC）是2016年由巴伐利亞科學院、巴伐利亞國家圖書館、慕尼黑大學和德意志博物館四方共建的合作機構，旨在加強以慕尼黑為中心的數字化人文科學學科。DHMUC將慕尼黑地區的數字人文資源高度整合，後期將巴伐利亞國家檔案館也納入其中，並定期舉辦研討會、講座、課程等活動，例如慕尼黑數字人文夏令營。
然而也有德國學者認為，德國數字人文發展因其聯邦制特點，目前呈現出了一定的發展局限。一些數字化項目常出現地域局限，數據大多時候無法整合到國家層面。同時德國缺乏像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NEH）一樣完全官方性質的數字人文辦公室去推進基礎性的工作，即使是德國研究協會（DFG）支持的項目也存在學科上的不均衡。科隆大學擁有全德第一個非語言學方向的數字人文教席，一直深耕於德國數字人文領域，馬弗瑞德·塔勒（Manfred Thaller）教授結合了多項他在科隆大學參與數字人文項目的經歷後指出，目前德國數字人文項目往往前期的數據搜集整合工程繁瑣而龐大，造成了項目到尾聲才匆匆開始分析工作，這樣的情況讓他深感惋惜。
另一個當前德國數字人文研究較為突出的問題是很少能吸引到德語國家之外的學者加入其中。由於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BMBF）在德國數字人文研究中提供絕大部分的經費，所以用德語來研究和發表相關的成果成為一種常態。德語語言、文學和歷史是德國數字人文研究的三個重點，都帶有極強的鄉土地緣性，以“DARIAH-DE”為例，不僅用德語開展，其策劃文書、公開聲明、出版策略、38頁的報告草擬文件等都體現了國家內向型的特徵。如何擴大德國數字人文研究的受眾對其未來的發展至關重要，宗教、藝術、音樂等具有更強國際互通性的領域應該被重視。萊比錫大學數字人文專業美籍教授格里高利·科瑞奈（Gregory Crane）認為同一歷史時期不同國家間的相互影響是國際間共同開展數字人文合作的極佳主題，比如19世紀美國知識分子來到德國接受高等教育，而1848年德國革命失敗，又有大批移民前往美國。他還強調“努力探索，建立體系對於數字人文學科發展至關重要。僅僅是投入資金，那麽當那些基於數字模型的研究並不能反映研究發展前沿的話，反而會毀掉德國的學術研究。”這些觀點都反映了學界對德國數字人文目前發展的憂思。不可否認的是，在BMBF的大力資助下，德國高校數字人文發展迅速，大量高水平的人文學者加入數字人文領域，是跟風而行，還是大勢所趨，這值得深思。
葛哈德·勞爾（Gerhard Lauer）教授對德國數字人文的未來發展給出了建議。他認為目前雖然數字人文的方法不斷被應用，數據庫也不斷在錄入和完善，但數據的開放性卻仍受到質疑。群智科學（Crowd Science）或者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 當下僅僅是美好願景，各種數據城邦讓文化數據處處受到限制。數字人文讓人們離古代經典很近，但並不是每個研究者都可以輕鬆獲取這些數據，而這種數據封建主義與數字人文開放的特性是背道而馳的。數字人文的未來必須與開放獲取（Open Access）和知識共享（Creative Commons）的行動聯繫起來。
通過對德國數字人文發展和高校數字人文教育情況的整理和分析，也包括對兩名德國數字人文專業學生的簡單採訪，筆者認為對我國處於嘗試階段的數字人文教學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啟示。
1. 數字人文應該進入更多的高校
2020年在上海舉辦的第二屆數字人文年會，共18所國內大學參與，其中有12所985院校，4所211院校及兩所雙非院校。目前中國內地成立數字人文中心的大學有6所，分別為武漢大學、南京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曲阜師範大學和上海師範大學。前四所為985院校，也是內地較早開展數字人文研究的大學。曲阜師範大學和上海師範大學分別於2018年和2020年，相繼建立數字人文中心。可以看出目前國內數字人文的發展主要集中在少數頂尖大學，可喜的是近年來也有幾所普通院校加入到數字人文發展的浪潮中。在德國，很多非頂尖大學數字人文領域發展成果顯著，例如帕紹大學。這所1978年才建校的大學，在現代大學教育發源地的德國，無疑是一所相當年輕的學校。該校只有四個學院，發展數字人文的初衷，是為了促進校內最大的人文學院的跨學科合作。也正是因為其銳意進取的精神，該校在2019年被泰晤士報THE評為全球最佳30所年輕大學之一。我國新建立的或者規模精簡的大學，可以借鑒帕紹大學的發展模式，在數字人文教學領域率先發力，建立學科優勢。
2. 數字人文和 “新文科”理念的結合
數字人文課程在國內推廣上的困難與我國大學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的學制有一定的關係，學生跨大類，跨院系選課較為困難。實際上，教育部2018年下半年以來就積極倡導“新文科”建設的理念。現代科學史之父喬治·薩頓（George Sarton）也早就提出打破科學與人文分裂與對立的“新人文主義（New Humanism）”的概念。人文學科和理工專業的交叉融合正體現了對學科框架的一種突破，有利於促進人文與社會科學專業的進一步發展。南京大學歷史學院之所以能在內地最早開設數字人文方向的本科生課程，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南京大學“三三制”的跨學科通識教育體系。此外，數字人文的網絡資源也理應獲得更多的重視。慕課（MOOC）和其他實時直播軟件可以用以整合國內外各高校的資源，輔助以社交媒體（微信公眾號、微博、學術論壇等）進行宣傳，讓有需求的學生和學者可以便捷地找到資源。除了課堂教學，數字人文實驗室，工作坊，也是提供各學院學生合作開展數字人文項目的重要實踐機會，例如埃爾福特大學的東德時期電影院探究項目。該數字人文項目由各院系的同學在史料搜集、技術探索和應用展望上分工合作，最終完成了一個還原當時市民生活的數據共享平台，非常具有公共史學的價值。
3. 數字人文課程的設置要兼顧文理，綜合考量
王濤教授在完成兩年的本科數字人文教學實踐後曾總結道，大學應該繼續推廣數字人文的概念，讓人文社科背景和技術背景的學生都能意識到數字人文的重要性，加入到這個新興學科中來。提供數字人文課程的德國大學中，課程設置既有偏“人文”的，也有偏“數字”的，但選修模塊和證書課程幾乎都面向文科同學。中國大學在開設選修課程的情況下，可以兼顧兩種思路。在數字人文課程的框架下，課程設置也應該避免浮於表面的“拼盤”形式，真正將“數字”和“人文”在課堂中融合起來。一方面，給人文專業的同學教授輔助文科研究的計算機應用軟件；另一方面，給理工科的同學開設人文方面的課程。同時向各專業的學生展示和分析計算機技術運用於文科研究的案例，並創造一個可以相互討論和協作的平台。
4. 數字人文專業的開設需要理性思考，並培養合格的師資
筆者認為，開設數字人文專業要符合我國高校的實際情況，不應當盲目擴張。目前，對於大多數高校來說，開設數字人文選修模塊，輔修課程以及證書課程是比較合理的嘗試。也可以先通過建立數字人文中心，舉辦工作坊、學術研討課、專家報告會、數字人文實驗課等。
數字人文這類跨學科的專業，由於學科界定上存在模糊地帶，畢業生可能在就業中會遇到一定的阻力，學生在專業選擇時也有可能產生誤讀。筆者採訪的兩位德國數字人文專業的畢業生在採訪中都提到了自己曾經對就業的擔心。最大的顧慮是，當尋找“數字”類的工作時，可能相比計算機專業的同學不具備優勢；而應聘“人文”的工作，又競爭不過純粹的文科生。受訪的一名曾在萊比錫大學數字人文專業就讀的同學，目前從事程序員的工作，職業選擇上基本與計算機專業的學生無異，這和萊比錫大學偏重計算機模塊的專業設置有關。而另一名曾在伍珀塔爾大學就讀的同學目前從事出版社客服經理的工作，她此前的專業是“編輯和文檔學”與數字人文的結合，數字人文的課程對她的職業有一定幫助，但並不起決定性的作用。在中國的國情下，如何讓數字人文學科得到就業市場的認可，也是各高校需要思考的問題。
此外，更重要的一點是，目前數字人文學科的師資是否合格。數字人文，並不是簡單的“數字”和“人文”的組合，需要授課老師自身對數字人文的應用有深刻的認識。數字人文學科的體系構建尤為重要，由於涉及到跨學科的領域，即使是一門數字人文入門課程，光靠一位老師“單打獨鬥”，也很難完成一整個學期的授課。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2019年新設的數字人文選修課，就邀請了本學院、計算機學院、本校圖書館（具有歷史學背景）和上海圖書館的多位老師輪流授課。所以，首先應整合校內外資源，其次完善學科建設，再從市場角度進行調研，合理設置專業課程，從而避免盲目開設專業。中國人民大學2020年開設的數字人文專業，就是在有豐富的數字人文項目積累之後，統籌該校優質的教育資源，在此前數字人文輔修課程成功開展之上，進一步的學科建設探索。
5. 數字人文的發展需要各層面的扶持，並且擴大研究範圍和國際合作
德國高校數字人文課程和項目可以從歐盟層面、國家層面、州層面以及基金會四個層面得到極大的經濟和資源支持。目前正主持用數字人文方法進行“中國地方志”研究的馬克斯·普朗克科學史研究所的薛鳳教授（Dagmar Schäfer），剛剛榮獲2020年度德國最高學術榮譽——萊布尼茨獎，並得到了250萬歐元研究經費，這也將是其實現學術研究自由的極大保障。我國數字人文的發展，也需要各方加大對人文學科以及數字人文的扶持。可喜的是，當下數字人文越來越受到國家的重視，如2018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基於大數據技術的古代文學經典文本分析與研究”及其子課題“基於人工智能技術的古典詩歌分析系統構建”，就是一項數字人文應用於古典詩詞的研究。目前我國數字人文的研究還是以中國史和中國文學為主，未來可以與更多其他的人文學科結合，並且從跨文化交流，全球史觀等的角度積極尋求與外國學者的合作，挖掘同一歷史背景或者同一文化概念下的跨國延伸。
6. 數字人文研究應該構建學術共同體，並做到產研學的結合
在數字人文領域的發展上，相比德國的聯邦體制，我國有一定的制度優勢，當地的圖書館、博物館、研究院所和兄弟高校可以搭建數字人文信息共享的平台，聯合組織相關實踐活動。科研資源集中的城市，更應該發揮這樣的優勢，積極為學生創造數字人文的第二課堂。除了各省市數字人文資源網絡的搭建，全國範圍內的各相關機構也應該跨地域充分合作，取長補短。師資上的整合也可以通過兼職教授或講師、圖書館、博物館和相關的企事業單位的一線工作人員得以補充，形成學術共同體。中國高速發展的互聯網和文化產業也可以和高校展開合作，促成一些高校數字人文項目成果通過AR和移動互聯網技術等發揮更大的社會效益，並且擴大受眾，不再局限於學術圈，讓大眾可以比較容易地獲取數據，建立互聯網時代的人文科學。學校也可以通過積極聯絡相關企業，提供給學生數字人文領域的實踐機會，實現產研學的聯合。
從德國大學開設的不同側重的各類型數字人文課程中，我們看到了未來中國高校數字人文教育的潛能。綜合類大學可以利用其教育資源優勢建立完整的學科平台；新興的大學、規模較小的大學，抑或是理工類的大學，也可以結合自身情況，在數字人文的學科建設中探索自己的道路。整合各專業教育資源，完善合格的師資，建立學生實踐的平台是德國高校數字人文教育發展的經驗，也是中國數字人文教育的目標。現階段打破學科壁壘，構建數字人文的學術共同體，是我國高校數字人文教育的迫切需求，而互聯網和AR技術的發展也給數字人文教育提供了共享與互動的新平台以及產研學聯合的新方向，相信在數字人文高速發展的浪潮中，我國的高校數字人文教育也一定會迸發曙光。
[責任編輯 劉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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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網址：journal.ipm.edu.mo[網絡編輯 陳志雄]